童年期抑郁综合征是疾病么？

童年期抑郁综合征是疾病么？
科瓦斯 文
mints 编译

当代西方社会认为儿童具有心理弹性，而且天生具备更积极情绪状态的倾向。

在一般的日常生活过程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当大多数的儿童遭遇到负面事件、失望或非难时，他们的悲伤、沮丧和愤怒往往是短暂的。在某些情况下，抑郁和沮丧的情绪可能代表了对特定情景或环境作出的适当反应。

然而，也有少数儿童在经历真实、或感知到的逆境时表现出持久的悲伤、抑郁或烦躁不安的心情(mood)。而且，伴随的其他症状和体征表明了情绪生活、心理状态、社会行为和植物性神经系统功能的失调。

至少有三个证据表明，这种在临床上可诊断的童年期抑郁是病态的或病理状态的实例：抑郁发作持续时间长，作为对严重人际关系丧失的反应的临床抑郁发作率低，以及伴随抑郁综合征而来的功能性损伤。

抑郁持续期多迁延

现在相当一致的共识是，非常小的病人的临床抑郁症并非是暂时的状况。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们跟踪了从门诊招募的8~13岁的年轻患者的病程和结果。这些儿童在几年接受了反复接受评估，评估的方法是直接临床访谈，并分别与父母就儿童的情况进行访谈（Kovacs、Feinberg、Crouse Novak、Paulauskas和Finkelstein，1984a），并根据DSM-III标准进行诊断（美国精神病学协会，1980）。

我们在该样本中发现，重度抑郁症的首次发病到症状恢复的平均持续了11个月，平均恢复时间约为9个月。接近20%的青少年有持续超过18个月的严重抑郁症迁延期（Kovacs，Obrosky，Gatsonis & Richards，出版中），而那些患有恶劣心境障碍的青少年，其症状平均持续4年（Kovacs，Akiskal，Gatsonis&Parrone，1994）。McCauley和Associates（1993）研究了7~17岁的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他们还报告了重度抑郁症发作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9个月。

事实上，即便因抑郁症住院数月后，许多小患者仍需要再入院，这也突显了该疾病的长期顽固期（Asarnow等人，1988年）。

尽管长期迁延的抑郁最有可能发生在精神科转诊的儿童身上，但在其他设置研究中的青少年的发作时间也往往比DSM-III、DSM-III-R或DSM-IV（美国精神病学协会，1980,1987,1994）所要求的2周时间还要长。例如，通过与他们自己精神病理学无关的方法进行鉴定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的儿童和青少年，其平均发作时间为3到4个月（Keller等人，1988；Warner、Weissman、Fendrich、Wickramaratne和Moreau，1992）。

在社区样本中被查明为抑郁症的青少年中，严重抑郁症的迁延发作期平均为续26周，平均持续时间为8周（Lewinsohn、Clarke、Seeley和Rohde，1994年）。

DSM诊断标准要求至少具备五种抑郁症状，包括情绪障碍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很难想象，持续数月的一系列负面情感、失调的精神状态、行为和身体机能的表现会是“正常”的现象。

丧失反应中的抑郁比率较低

支持可诊断性抑郁症发病率的第二条证据是，这种综合征不是儿童和青少年对重大丧失状况的典型反应。尽管这方面的信息是有限，但它是令人信服的。例如，儿童为了应对可能经历的最大丧失——即父母的死亡——反应，大多数青少年不会发展成可诊断的抑郁症。根据Weller、Weller、Fristad和Bowes（1991）的文献记载，在近期丧失父亲或母亲的5至12岁儿童样本中，有37%符合严重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其他的创伤性的人际丧失是朋友或同伴的自杀身亡。Brent and Associates（1992）报告称，在一组平均年龄约17岁的青少年中，接近30%的人因为有一位同龄人自杀离去而在6个月内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如果构成严重抑郁症的症状和体征的总和是对重大丧失的“正常”反应，我们预计遭受此类丧失的年轻人的发生率将远远高于30%。

抑郁症患者的功能受损

第三个证据表明童年期抑郁症是一种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相关问题范围之上的精神病理学形式。有文献记载，抑郁的青少年和其他类型精神障碍的儿童一样，在家庭和同伴关系中表现出功能受损，但是这与无症状的同龄人不同。

在一项关于这方面的早期描述性研究中，Puig Antich及其同事（1985a）发现，从技术角度来看，前青春期抑郁症患者和父母、兄弟姐妹和同龄人的关系存在问题，而更小的抑郁症青少年的母子关系比精神病对照儿童更糟糕。重要的是，在年轻患者不再抑郁之后，他们与其他家庭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关系困难（Puig Antich等人，1985b）。

有迹象表明，即使在以社区为基础的样本中，先前抑郁的青少年，他们的心理社会缺陷和显著的人际问题仍然存在多年，并且在他们不再有症状时也很明显（Giaconia等人，1994年）。

抑郁青少年的社会问题可能相关于或源自于他们的人际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例如，在一项观看抑郁和非抑郁同龄人电影的实验研究中，年幼的学龄儿童对所描绘的抑郁儿童的评价更为消极，也更不讨人喜欢或不具吸引力（Peterson，Mullins & Ridley Johnson，1985）。

Altmann和Gothb（1988）在一项研究中观察了在学校自由玩耍的儿童，他们发现，尽管抑郁的青少年主动寻求社会交往，并与同龄人接触，但他们大量的时间都是却孤身一人。这似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抑郁的孩子不无法维持社交互动之原因，可能往往是因为他们对同龄人抱有消极的态度，并具有攻击性。

此外，正如Puig Antich及其同事（1985a）报告的，抑郁儿童，就像患有非抑郁性精神障碍的青少年一样，在学校也存在着包括和老师在内的人际关系困难的行为问题，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会下降。然而，重要的是，抑郁儿童的学业困难似乎在他们从障碍中恢复之后得到了解决（Puig Antich等人，1985b）。

David Goldston和我在回顾了抑郁青少年认知和社会功能的相关文献之后，得出结论，抑郁障碍和显著的抑郁症状都会干扰在校表现、学业成绩和适合年龄的社会行为（Kovacs和Goldston，1991年）。因此，与年轻人抑郁相关的功能问题的多样性和程度也强调了这些状态的心理病理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