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的价值

伊曼努尔·康德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水利系统(hydraulic)：羞耻能驱除恶习，为美德腾出空间。

01道德的水利系统

他人的义举会让你感到相形见绌和羞耻吗？您之所以感到羞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羞辱了您，而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如此合乎道德，以至于让你相形见绌。倘若感到了羞耻，你很可能会在一瞬间觉得内在的自己有一种想要成为某个榜样的动力。也许会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更加友善、井井有条，少一些嫉妒，多一些努力，这些或许会让你感觉更好——你会充分发挥你的潜力。如果这种感觉足够强烈，它可能会让你的行为改变几分钟、几天、几周、几个月、几年或一辈子。哲学家认为这是“道德的水利系统”机制的结果。

水力系统是传统道德心理学术语，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其目的是描述不同动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简言之，水力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封闭系统中的一个欲望的提升会导致另一个欲望的比例下降。柏拉图对水利动力的理解非常直白，但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将其视为一种有用的隐喻，以此来捕捉真实心理力量之间的跷跷板性质。在他看来，处于从属地位的自利，消除了或者至少减少了对欲望的依赖。对于康德来说，贬低一个人的病理性获益无异于消除了表现良好的障碍。

道德教育的这种关键机制可以被归类为升华或转移的一种形式，将不适当的欲望引入更高的追求之中。这种模式得到了精神分析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拥护，他声称，精神能量可以从较低的目标转移到较高的目标，至少当病人自己意识到欲望的驱力会威胁到她时。就像美国学者Volney Gay在1992年所说，在弗洛伊德的图象中，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危险欲望，是对这个人心理和行为的“适度影响”。这种认知的结果是，患者的行为和追求变得更加合乎时宜。

那么，为什么柏拉图、康德或弗洛伊德的“道德的水利系统”对我们有教学意义呢？用我们教育系统目前所青睐的说法来说，这是因为它们作为信息的传递和“可转移技能”为那种不符合传统学习模式的教育创造了一个空间。柏拉图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他在《论美德》中的回答“美德能被教导吗？”这一问题时，做了否定的回答。正如我和Constantine Sandis在2018年论证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与道德模范互动来习得美德。尽管如此，过度的使用“以身作则”这一短语并不能公正地解释这种教育的复杂心理基础。

康德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和儿童道德教育有关的故事中对此做了说明。他声称，教育学应该援引一种对话形式，其目的是帮助儿童通过教师描绘的真实生活中的美德与邪恶的例子来理解道德责任的本质。康德则坚决认为这种对话不是苏格拉底式的（因为儿童们无权提出问题！）他坚持认为儿童仍然要从自己的理性中汲取道德原则。本着终身教育的精神，我相信我们应该把康德故事中的寓意扩展到任何一个缺乏斯多葛学派智慧的人的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仔细研究道德模范本身。

02模范的力量和功用

正如康德所描述的那样，“实验性”道德教育涉及了模范个人。这些人有能力让观众的动机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过程通过“击倒”病理特征（我们下层的驱力区域）得以实现，并且和我们本性中理性方面的提升相呼应。通过表现出道德上的善意，模范借此影响了前面提到的他们旁观者的“水利”动机的变化。通过这样做，他们还传递了道德的力量和道德实用性的信心。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

他的榜样将一条律法摆在我面前，当我将其它与我自己的行为进行比较时，它击倒了我的自负，我明白要遵守它——因此，法律的实用性——通过契约在我面前得到了证明……——通过一个直观的例子——法律总是打倒了我的骄傲。

一个好的榜样（模范行为）不应成为一个榜样，而只能作为一个（证明确实有可能按照职责行事的）范例。

上述引文阐明，正如Michael Smith在其《伦理学与先验》一书中澄清的那样，榜样并不是一个以顾问方式参照的理想模式。道德只不过是通过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和自己比较而将我们暴露在其伪装之下时，才被证明是有效的。

不自觉地比较是一种常见且往往是痛苦的经历。但是，尽管康德声称榜样会让我们的弱点清清楚楚，但是他们的影响并非是完全消极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应试图回避激励我们的同道的格外关注。这是因为，我们那些更好的、理性的天性可以通过这些不经意的比较而获得提升。因此，心理阻抗在榜样的陪伴下变得徒劳无效，康德声称，我们的心灵不得不屈服于高尚的品格。

他们让我们感到羞耻、痛苦的鄙视自己的缺点，提升了我们的道德。

将康德的主张引入社交媒体领域，具有特殊的当代意义。我们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中“取消关注”那些我们无法跟上的同龄人和熟人。康德本来会敦促我们，让我们和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一起与时俱进，然而，令人不快的是，我们会收到他们的生活有多美好的更多的最新消息。虽然这些能够激起我们略带屈辱痛苦，但这样做却消除了我们在智力和身体上的麻木倾向，从而激励我们采取行动。虽然我们可以消极地将这种经历体验为羞辱，但是，Stephen Darwall于1977年更积极的将其称为“评价性尊重(appraisal respect)”。我们不必与模范人物进行话语交流：我们只要见证他们的优秀就足够了。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道德模范不仅仅是不成熟的道德水利栏杆。也正如我将要解释的那样，在攀登道德顶峰的旅程中，我们可以省去外部的道德榜样，最终成为我们自己的榜样。

鉴于这些道德模范的外部性，人们可能会合理地问，这样的道德教育图景是否不太家长式了。毕竟，似乎我们这里有一个影响她心理上进步的旁观者，——也就是说，这违背了她的意愿。执着于自治价值的康德，怎么会赞同这样一种强制性的道德教育呢？令人高兴的答案是，他并不赞同这种强制性教育。与“水利系统”影响有关的事件并不等于一系列确定性的措施。归根结底，道德模范的见证人会在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和模范的互动，而且，他们随后会对自己行为的改变负责。此外，榜样也不会为我们做任何决定：他们只是通过让我们感到羞耻，带有痛苦色彩地蔑视我们自身缺点来提升我们的道德。

在这样的景象中，我们可以把道德水力学视为低级欲望的放射疗法，从而让这些欲望的羞耻感逐渐减弱，直到心理控制权归还给患者的理性能力为止。康德对这种惩罚经验的说辞通常被翻译成“蒙羞humiliation”，这不是日常意义上的被贬低，而是更字面意义上的谦卑感（humility）。这并不等于要少思考你自己，而是少一点你自己的思考。如此被“羞辱”的人变得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她的道德关怀见证了一场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她自己的私欲和独特的欲望失去了信任和权威，这种缩减最终让她能够注意到——她毫无疑问亏欠别人（以及她自己真实的道德存在）的是什么。

03心灵的转变

一旦榜样的行为让旁观者感到羞耻，道德的外部榜样就不再是道德继续进步的必要条件。现在，一个人的性格革命，或者康德所说的“心灵的转变”可以在没有原始范例的情况下迅速地继续发展。这是因为，在康德看来，道德认同足以促进道德动机，而且，在我们一开始看到另一个榜样时就已经内化了这些：

你内心有什么值得信任的，这种信任可以让你的内心和周围的自然力量战斗——如果它们与你的道德原则相冲突，你就能征服它们？虽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完全超出了思辨理性的能力，但问题就这样出现了；如果他把它铭记在心，那么这种自我认识中的不可理解性必然会在他的灵魂中产生一种崇高感，这只会激励它更加坚守自己的职责。职责越是神圣，遭受的攻击就越多。

康德还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对道德能力的道德信心。但是，如果一个人被道德榜样所感动的能力（在他人身上，也在自己身上）仅仅是反思这个榜样并享受其水利系统重新排序的动机后果，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不良的欲望不可避免地试图诱使我们远离我们的职责时，我们就需要树立信心。逐渐失去道德的信心就会失去我们对道德印象的生动感，而这些道德印象，是我们最初从道德榜样中汲取的。

不信守诺言会侵蚀人们对道德法则实用性的信心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道德模范并没有把道德灌输到旁观者的内心深处：相反，他们帮助代理人以柏拉图式的方式重新拾起与生俱来的道德兴趣，否则道德就会被更世俗的关注和欲望所覆盖。道德模范通过羞辱观众的低级欲望，消除了道德思考的障碍。因此，康德的灵魂一旦从世俗的酱缸中解脱出来，便成为了意志善良的灵魂。

 然而，代理人必须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以保持他们对道德外在印象的生动性。康德在其最后一部伦理著作《道德的形而上学》（1797）中列举了各种能增强代理人道德坚毅性的练习。没有这些练习，道德就会有失去激励我们动力系统之力量的危险。如果道德模范的形象褪去，我们就会开始漂泊。如果这样的不幸降临到我们身上，道德只不过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虚构，我们的职责将会失去自身的规范性（毕竟，在康德看来，我们只应该为我们做一些对我们来说可能做的事情）。这是康德恳求我们“注意”或“关注”的意思（原文为“achtung”，通常译为“尊重”），因为这是我们能够保持道德感知的一种方式。

相比之下，正如在《康德论教育》（1803）中所主张的那样，扭曲一个人的道德指南针的快速途径，在于反复目睹自己和他人行为不端的例子。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己未能兑现的承诺。这种失败削弱了人们对道德法则的实用性的信心，让道德法则以及随之而来的水利系统功能黯淡无光。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柏拉图将艺术从《理想国》中赶了出去，因为它没有尽其所能地描绘出人类的最佳状态。

有鉴于这一切，人们似乎可以保持道德印象的生动性——就像重新见证道德典范一样生动。当无上的命令召唤我们时，我们通过认真地履行道德的要求来做到这一点，比如，在星期一的早上早早起床，以此兑现承诺，这就是为自己树立榜样的意义。